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去哪上学了?

来源:2018-06-13 22:04:08

首都是中国人的首都,

现在咋成了北京人的首都?

非京籍的孩子也是祖国的花朵,

咋现在却成了弃儿了呢?

说好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呢?

当这些北漂的孩子,

被赶出自己的首都,

捧起书本,

读到“我爱祖国”时,

祖国爱他们吗?

此时,

耳边响起那首《流浪歌》的旋律: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没有一个家,

冬天的风呀夹着雪花,

把我的泪吹下

......

京津冀一体化之下,

教育的一体化,

已到刻不容缓之时。




随着北京提高了小学入学门槛,数以万计的非京籍适龄儿童被挡在北京的校门外。一些父母无法辞职、老家无人依靠的非京籍学生,最后选择了“坐”在北京的门槛上读书,并形成了一条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厂、衡水等河北市县为主的“环北京教育带”。或不堪重负,或利用商机,它们都在为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买单。


  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

  11月5日,星期四,初冬,阴雨。

  几百名孩子聚集在北京西站的北广场,背着书包,拖着行李,躲在爸妈的雨伞下,做着每月例行一次的告别。

  孩子中,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只有五六岁。魏刚老师从斜挎包里拿出厚厚一叠火车票,边挥着手边扯开嗓子喊:“今天下雨,就不集合后进站了,让孩子们一个个地排队来我这儿领票,家长就不要进了。”

  他们不是去远足或旅行,而是集体去距离北京270公里的河北衡水上学。仅在河北衡水英才学校,就有五分之一是“家在北京、学在衡水”的“候鸟学生”,人数高达1200人。

  孩子们无法理解,为何要远离在北京工作的父母,去异地过半独立的学龄生活,有的哭着拉着爸妈的手不松,有的干脆蹲在地上耍赖;家长们则无奈地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孩子拖付给“押车”老师。

  “儿子,不哭哈,妈周末就给你打电话。”李云用手摸着7岁儿子的头,目送他领票、进站,一转身,眼泪就掉了下来。

  随着北京加强人口调控,抬高小学入学门槛,这些家在北京,却无法让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家长,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既不赖在北京,也不把孩子扔回老家的第三种选择——到河北读书。

  原因很简单:大人不用抛弃在北京的工作,和孩子仍可每个月见面,最重要的是,根据河北2013年公布的异地高考政策,只要学生具有两年以上在河北的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及本地居住证明,异地生源就可以在河北报名参加高考。

  “虽然河北高考的分数线也挺高的,”一位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至少可以保持一个家的经常性完整。”

  形象点说,他们成了一群“坐”在北京门槛上读书的孩子。这个门槛,以三河、廊坊、香河、大厂、衡水等河北市县为主,并渐渐形成了一个“环北京教育圈”。或不堪重负,或利用商机,这些城市都在承担着为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买单的重担。


骤然收紧的北京入学政策

  李云不是在北京“漂”着的小商小贩或餐馆服务员,她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算是白领。

  2004年,李云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之后结婚、买房、买车、生子,一路过来,在孩子上学以前,她从没觉得自己和周围的北京籍同事有什么差别。“税和社保,我一分也没比别人少交过。”

  直到开始为年满6岁的儿子操办入小学事宜,她才发现,多年来她以为的平等,在孩子身上变成了“从不存在”。

  李云早早地就把孩子入学所需的“五证”准备好了,包括: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

  没想到,到北京市义务教育服务平台填写入学信息时,出现了一项她没想到的证明:需提供在通州区的社保记录,且社会保险需要在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期间缴满12个月。“我在海淀上班,社保也是公司在海淀交的,怎么可能有在通州的社保记录呢。”

  李云并不是唯一被骤然收紧的入学政策拦在小学门外的家长。

  刘宁是北京一家电力公司的产品研发工程师,2003年,受所服务企业邀请,从保定到北京工作。工作11年后,去年他跳槽到办工地点在另一区的一家公司,但纳税、社保,“一个月也没断过”。

  “许多人的压力可能在社保和纳税年限不够,我一直觉得在我身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连续交了十多年了,我们都不算流动人口,我们就是稳定地工作、生活在北京。”

  但是,当孩子的入学政策出来后,他傻眼了——他竟然全不符合:第一个要求房产证,刘宁买的房子,房产证还没有办下来;其次要求在学区所在地缴纳社保满3年;第三要求父母的暂住证在学区所在地登记连续三年。“这种条件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啊!”

  刘宁跑遍了居住地周边的教育部门,还试图到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立学校报名,无论是面谈,或电话咨询,回答都干脆直接:你的条件不符合政策要求。

  这项史上最严厉的入学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底。

  在当时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首次表态,要坚决控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2014年初,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务之一,而在此前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对外来人口的措辞一直是加强“服务管理”;2014年7月,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精神指导下,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向媒体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

  作为“遏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自2014年起,北京对小学入学政策列出了不同的条件:对非京籍适龄儿童在北京市接受义务教育,要求提交“五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什么是“其他相关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统一规定,由各区县自行解释。不只如此,2014年时,“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力一般由学校掌握,2015年时,这些“相关材料”的审核权已提交到了区教委。

  经《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这些“相关材料”主要包括:父母双方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在职证明、父母双方所在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结婚证、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租房合同、房租完税证明、房租完税发票、居住房屋的水电费单据……

  而对于李云和刘宁这样已在京工作超过十年的白领,最无法跨越的障碍是:入学儿童的监护人至少有一方在学校所在区就业,在本区缴纳社保,社保至少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

  说到这里,李云提高了声调反问,“我在北京买了房买了车,交了11年税和社保,就因为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不在一个区,孩子就没法上学了?能有多少人是在一个区工作和居住的?”

  刘宁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算是有心为孩子上学换工作或搬家,但怎么折腾,时间也不够了啊!”

  政策收紧的效果相当显著,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新招生数量为15万3千余人,相比2013年16万5000余人,下降了1.2万余人。


离婚、买房、跳槽……

  父辈与制度的博弈

  为了孩子入学,刘宁跑遍了北京东南西北的私立学校。很大一部分私立学校,虽然入学条件略有宽松,但仍对家庭住址或监护人的社保记录有所要求,否则没有办法提供学籍;而那些不提供学籍允许“借读”的学校,不是校舍条件太差,“连暖气都没有”,就是离家太远、收费太高。

  “其实也不完全是花钱的问题,主要是心里觉得不公平。”刘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同样是纳税人,别人的孩子可以不花钱,就在家门口上公立学校,我们就要多花几倍的钱,去上离家那么远的私立学校?”

  刘宁的朋友、同事中,为孩子上学绞尽脑汁的不在少数。有一对夫妻,因为孩子入学要求夫妻双方都必须在本区工作和缴纳社保,但他们只有一人在本区工作,为了满足条件夫妻俩去办了假离婚;还有不少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条件,只好带着孩子离开了北京。

  “大家都明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孩子上不了学,父母就一起回老家。”但刘宁说他的情况不一样,他的父母均已过世,老家也没房子,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圈朋友圈全部在北京,“撵我走,我都没地方可去”。

  这些被北京入学政策“挤压”出来的孩子,渐渐发现了一个新的选择方向——河北。

  相对于北京市百花齐放的“证明”限制,河北的公立小学入学条件相当宽松: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当地就业证及学区所在地居住证明,即可就近入学,租房协议、买房协议都算居住证明。

  更重要的一点是,2013年,河北公布了一项针对外地户籍学生的高考政策:只要学生具有两年以上高中学籍,家长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明》及本地居住证明,不论户籍是否在河北,均可在河北报名参加高考。

  受此政策影响,燕郊、廊坊、香河、固安等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市县,一下子涌入了大量新增入学生源。比如,据廊坊市统计局数据,2014年,廊坊市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分别比2013年增加了1.1万人和2.3万人;而据《三河市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河全市在校小学生2014年比2013年增长了9.8% 。

  廊坊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她所在学校今年招生人数1200人,真正属于学校片区并且是廊坊户籍的,只有600人,剩下的,都是外地到廊坊务工人员的子女,以及在北京不能入学最后被迫转学的孩子。

  许多家长为了照顾孩子,换了工作;还有人每日奔波上百公里,以保证家和工作两不耽误;有些家长为了能够在廊坊入学,甚至通过中介买一份假的购房协议。“好多学生都搞不清楚是哪来的,”这位校长说,“看着这些家长,实在是让人觉得又可怜又可怕。”


  燕效:一根快绷断的弦

  作为这一轮转移入学潮的第一站,距离北京中心仅30公里的燕郊首当其冲。

  今年8月30日,燕郊汇福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汇福学校)七年级学生家长张东从女儿手里拿到了一张通知单。为了女儿上学,7年前,他在汇福学校同一小区买了住房,按照当时开发商的承诺,家住汇福学区的业主,孩子小学毕业后,可直接升入汇福学校的初中部。但这张通知单告诉他:即将入学汇福学校初中部的女儿,要到燕郊八小报到。

  “所有家长都愣了,这太意外了。”张东说。燕郊八小离汇福学校还有四五公里的路程,孩子原本出了家门就能上学,现在变成要走这么远的路。汇福学校的解释是:学校缺教室,无法满足教学条件,所以七年级的5个班的400多名学生全部到燕郊八小上课。

  汇福学校成立于2009年9月,欧式风格的建筑,浅黄色的外墙,配着白色的石膏雕花,校园两旁种满了高大的梧桐。最初,这是汇福地产为自己配套的楼盘兴建的一家私立学校,但政府没批私立学校,直接征用为公立小学。

  负责招生的副校长李立强记得,汇福最初的招生范围只有周边的五六个小区,那个时候在燕郊买房的多是投资客,房市很热,但入住率并不高。汇福学校招生的第一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总共招生700多人,20个班,每个班30多名学生。

  如今,汇福周围的大型住宅小区已多达14个,学校的入学人数随之迅速上涨。2010年,招生增加的学生数多达五六百人;2012年5月,报名统计后,新招生净增数达到了1000人。“相当于50个班级,每个班增加20个孩子。”到2015年,仅一年级招生就达1000余人。最初按照2500人设计的汇福学校,如今已有5300名学生。

  张东记得,他女儿2009年入学时,一个年级只有三四个班级,如今,一个年级达8个班,“教室肯定不够用啊”。

  为了安排激增的学生,汇福学校将原来的功能教室、活动教室都改造成了教室,班级容量也不断增加,最后一排学生与后墙紧贴着,第一排课桌距离讲台不到1米,为了扩大承载能力,有靠背的座椅都换成了小板凳。按照国家规定,小学班级容量,每班不应超过45人,如今,汇福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数量高达80人,老师上课,要用扩音器。

  三河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士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直以来,三河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在招生时坚持对外来人口和本地籍人口一视同仁原则,有房产和户口优先入学;有房产没户口的,就近入学;无房无户口的,就近入学优先,就近学校容量不足的,可以调配到其他学校。

  在北京持续收紧的调控政策下,燕郊宽松的入学政策带来了人口的巨量增长。1997年时,燕郊的常住人口只有8.7万人,不到20年间,2014年时燕效常住人口已扩张到65万人,除了被低廉的房价吸引,许多人都是为了孩子上学而来。

  与汇福学校同是2009年开学的三河市第七小学,第一年招生时,六个年级总共招生800多人,到了2011年,新招生人数已经激增到2000余人。据教育局统计,2015年,燕郊镇各小学新招生总人数达6000人,是往年的3倍。

  为了应对不断迁入的人口和就学需求,从2008年起,燕郊陆续新建了3所小学,同时对16所村小进行了扩建。即便如此,似乎仍无法应付不断上涨的入学需求。每年招生时节,燕郊各个小学门前排队如长龙,家长为了确保能报上名,甚至带着帐篷,在校门口扎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燕郊小学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小学招生报名时期,学校、政府的心情都是紧张又复杂。“我们学校的政策是决不心软,死卡75人(指班容量),无论如何不能再超。”但同时,他们又害怕无法入学的学生家长出现集体抗议的情况。

  燕郊的新生入学压力,在河北已经出了名。一位廊坊校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省内组织校长交流,最后的焦点都会聚集在燕郊学校的压力上,“他们那儿就是根快绷断的弦”。

  但作为家长,张东只能站在家长的立场考虑问题。“当初我们买房时得到的承诺,就是在这所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我们不能接受突然要到离家那么远的去上课的安排。”

  几轮交涉下来,校方妥协了,七年级学生仍然留在汇福上课。可没几天,张东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孩子回家说,没有语文老师,一直没上语文课,语文课都是上自习,或者课代表带着读课文。张东急了,找学校,又给教育部热线打电话,“语文是主课啊,没有老师怎么行?”

  副校长李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局没有给学校那么多老师的编制,学校外聘老师,也不能随便招,还要经过试课、听课审查,最后才能录用。这么严格,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实在是很难招到。”

  学校的老师也都是超负荷工作。每个班七八十个孩子,批改作业、备课、组织活动……学校已经停办了“多彩大课堂”等许多特色教学活动,但老师每天工作时间仍超过10个小时,“那些刚毕业的老师,开始都水灵灵的,用不了两三年,就都憔悴了”。

  “教师的数量有编制和财政限制,申请需要一段时间,”孙士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今年暑假,教育局就提出要增大教师编制的比例,扩招300名有编制的教师,之后3到5年,持续按这个规模增加。现在方案已经出台了,希望3年左右可以解决三河市中小学教师短缺现象。”

  汇福学校则在家长的抗议下提出了解决办法,在新增教师没到位前,由三个副校长分别给三个班级代教语文课。张东不时向女儿打听,副校长确实来上课了吗?女儿兴奋回答:校长的课讲得特别棒。但李立强说,副校长去上课,解决了缺少教师的问题,却又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许多教学研讨会议没法开了,“因为校长都在上课”。

  无论张东还是李立强,都对未来充满了担忧。

  张东的忧虑是:“先是没教室,后来又没老师,明年还可能发生什么?”

  李立强则时刻关注周围的小区、路两旁的商铺,然后在心里默默算计:以后上学要增加多少人?


“候鸟学生”

  公立学校的压力,在私立学校看来,却是巨大的机遇。

  由于不受学位、编制等限制,他们迫切地希望接收这些无法在北京上学、但又不愿远离北京的家庭的孩子。一位非京籍初中毕业生的父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孩子户口不在北京,考虑到高考的学籍要求又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正一愁莫展时,他“遭遇”了来自大厂、香河、廊坊等多家河北私立学校的“招生轰炸”。

  李云和刘宁在朋友的推荐下,选择了一所名叫“衡水英才学校”的河北私立学校。

  衡水距北京270公里,普通绿皮火车要3小时45分,直达列车也需2小时零4分,无论从距离,还是城市建设,都算不上是理想。“整个县城连条像样的宽马路都没有。”李云说。

  但衡水努力打造的,就是一座教育之城。从1990年代开始,这里就呈现出全城办学的景象。据衡水英才学校校长张振友说,大约在1996年,仅在衡水市桃城一个区,就有30多所民办学校。张振友分析后认为,中国的人口流动性会变大,而孩子的教育却未必能一起流动,民办教育将来会有旺盛的市场需求。1996年7月,他租下了20亩地,盖了七排平房,创办了英才学校。

  从开办之初,张振友的办学理念就是“全寄宿制学校”:不是一周放一次假,而是一个月放一次假,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放假,回家休息6天,下个月5日开学。在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每个活动环节,都有严格规定,比如。每天早晨5:30起床,吃饭不得超过20分钟,等等,

  张振友没有看错。第一年,学校8个年级8个班,一共只招到40名学生,最少的一个班只有2个学生,但第二年,学生人数就增加到了200人,1998年,开始有衡水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2003年时,学校已经有200多名家在北京的学生就读。出于“特色办学”和“为父母分忧”,张振友决定,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往返于北京与衡水之间,有专门的教师负责路上照顾学生。

  十余年后,“家在北京、学在英才”的“候鸟孩子”已增加到了1200人。最初,全部学生往返,两节车厢就可以搞定,如今,一列火车已经不够。衡水火车站每到月底固定为英才学校预留1000张到北京的Y502次列车车票,最后渐渐无法一天完成接送。从今年起,初中部和小学部的学生分两天离校,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每次从衡水上车,车站专门开通一条检票口;北京西站,也允许这队特殊的“候鸟孩子”使用车站的爱心通道。

  对学校来说,教室数量和住宿床位直接决定了招生数量,英才学校已新建了一栋17层高的现代化教学楼,并准备进一步扩建学生宿舍。

  不只衡水一地发现了北京提高非京籍生入学门槛的商机。

  2015年9月,一家由北京八中、固安县人民政府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集团)共同筹办的北京八中固安分校(以下简称固安八中)在固安产业新城落成开学。

  这所学校占地127亩,分为小学部、中学部,还配备有游泳馆、演播厅、剧院、智能阅览室、智慧教室和专业舞蹈教室。砖红色、尖顶的欧式教学杰,掩映在草坪、银杏与梧桐之间。“我们这是模仿英国剑桥大学的建筑风格建的学校。”固安八中办公室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校长王金才,是在北京八中任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他介绍说,固安八中的优势是既分享了北京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也提升了当地的教育规模和品质,符合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大方向。

  2015年9月,固安八中第一年招生,小学436人,初中268人。小学阶段每年3万6千元的学费,是许多当地家长的顾虑。“我一年不吃不喝也就将将够个学费。”一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但王金才却看好固安八中的未来。固安距离天安门仅50公里,正在建设中的固安新城,规划是座可容纳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规划中有金融街区、SOHO办公街区及商务办公街区,以及智慧城市运营中心,总之,是个带有前沿概念的全新卫星城市。

  王金才认为,随着北京人口政策的收紧,那些无法在北京就读的孩子,“尤其是读到高中希望参加高考的学生”,唯一的选择是辐射到周边,“那么我们学校就会是第一选择”。


 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

  无论是主动选择,或被动选择,在新一轮入学大战中,多数家长无奈地妥协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以学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对于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还算友善、宽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意见》,指出: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为主,通过安排在公办中小学借读,利用富余校舍及师资条件开办专门学校等多种方式,保证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是在积极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规定的解决流动人口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两为主”原则。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台了《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按照这一规定,只要是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孩子,就可以入学借读,“从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中小学借读收费,小学由每学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学期1000元降到500元。”

  这一年,时任北京市市长刘淇还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明确:北京市对外来人口实行“管理、教育、服务并重”的政策。有专家感慨,北京对外来人口从过去的“管理、控制”到现在“管理、服务并重”,是飞跃式的变化。

  不过,在这段政策宽松期,北京学校无论是招生人数,还是在校人数,都没有显著增长。

  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官网数据:2001年,北京市小学的新招生人数为9万余人,在校人数为66万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数反而降了2万余人,整体在校人数减少16余万人;至2009年前后,方缓慢回升,小学新招生人数增加到10万人,但在校生数仍比2001年少2万余人。

  小学入学人数从2010年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这一年,全市小学新招生数11万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万人;至2012年时,达到14万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万5千人。

  但与此相对应,北京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量,反而呈现增速逐步放缓的状态。2011年时,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万人,至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36.8万人,从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从2.9%下降到1.7%。

  但是,将从2007年至2014年小学新生中非京籍的数量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小学招生人数中,一直维持在较稳定的比例上。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时,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学生占当年小学新招生人数的40.51%,之后逐年缓慢增加,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达到47.55%,然后便出现下降趋势,至2013年时,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宝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说明这一轮入学人数的增长,并非由于北京招生政策的宽松,也不是北京常住人口快速增长所引发,而是北京市新的生育状况和人口结构决定的。

  “原因之一,是2008年前后,北京出现了一轮‘奥运宝宝’生育高峰,带动了两年入学人数的增加;原因之二,是北京市的外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劳动人口为主,比如,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中16岁到59岁的劳动力占90%,而他们的子女到了受教育教育的阶段,使得入学开始人数增长。”

  在林宝看来,“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几乎是北京目前无法避免的一个事实”。从内部原因看,北京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等众多城市功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以及较快的经济展所带来就业量的增加,都会催生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放眼全国,中国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快速推进,也使得北京人口仍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长。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胡兆量在其撰写的《北京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考和再认识》中就断言:“全国人口规模稳定大体还需要40年,在全国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前,北京城市人口将持续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认为,以往的“以房控人”“以业控人”都只能起到一些“修修补补的局部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出要严控大城市规模,同时以户籍制度、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事实证明都没有取得成功。”

  林宝对此表示赞同。他将这种分流方法形容为“去皮毛”,收效不会太大,因为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是北京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分割。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割肉”:依靠顶层设计,将某一条块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导出北京,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顶端、部门和低端产业同时分流。以医疗为例,据统计,每年来京治病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调控不应只盯着外来人口。”林宝补充说:“比如,北京户籍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达21.2%,而外来人口中,16至59岁年龄人口高达90%,如何协调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调控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政策可能无法立杆见影地改变北京的人口数量,却立杆见影地改变了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个周末,33岁的吴丹正在家里给儿子炖排骨。她在北京东三环上班,六岁的儿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学一年级。为了兼顾工作和孩子上学,她在固安买了房子,同时在北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平时,孩子住在学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开车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过周末,周一再起早赶回北京。

  开学两个多月后,她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每周穿梭两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还是挺方便的。”她一边翻炒着锅里的排骨一边说,“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区生活,通勤时间也得一个小时左右。”

  吴丹仅是固安八中众多“北京-固安”双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员。据八中校方统计,这样的家庭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还多。

  但吴丹说她目前不会考虑离开北京。至于孩子的将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刘宁也不会离开北京。“我在北京刚买了房,最起码得把房贷还完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多年以后或许会考虑去外地养老,但眼下,还要留在北京工作。

  有时,他想起每月只回家一次的儿子,会不自觉地感到伤心,“他上幼儿园三年,每天都是我接送他,现在突然就要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月才能见一次”。

  刘宁说,从5月跑入学开始,他的心态从“满怀信心”渐渐变成“绝望”,最后默默接受现实。他最愧疚的,是所有后果最终都只能由孩子来承担。“他毕竟才六岁,不懂自己为什么要面对这些,他甚至也不知道,离家200多米就有一个小学,但他就是无法入学。”

  沉默了一会儿,刘宁补充说,“我老家在农村,上学时都没这么小就离开家,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也奋斗了几十年,结果我的孩子上学,还不如我小时候……唉。”

  另一位母亲在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为孩子求学的经历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虚无缥缈”。她在北京也工作了11年,9岁的儿子在衡水英才学校读四年级。她无法把孩子留在身边,因为北京无法入学;也没办法送回户口所在的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人能帮忙照顾。

  为了使孩子不会产生被抛弃的感觉,最初,她都是直接去学校接;偶尔,也会在每个月中,买点东西送到学校去;在家里想孩子时,她就拿出孩子的照片,摸摸,看看。

  “我们家孩子没有哭”。在问及孩子如何适应这种状况时,这位母亲有些冰冷地回答,“他不是坚强,像我们这种生活,他有哭的理由吗,有哭的权利吗?”

  “孩子喜欢北京吗?他没说过。他喜不喜欢有什么办法吗?”她舒展了一下眉头继续说,“中国的政策随时随地都会变,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变成一个好政策。”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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